方方转摘(3月25日)︱王家新:致敬方方的六十篇日记

2020年3月26日09:24:21 评论 2,521
摘要

方方日记虽然停更,但不意味着终止。正如方方老师在最后一篇日记中提到的,“尽管今天是最后一篇,但并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什么都不写。我的微博仍然是我的平台,我依然会像以前一样,在微博上表达我的观点。而敦促追责的事,我也不会放弃。”

方方转摘(3月25日)︱王家新:致敬方方的六十篇日记

 

作者:王家新

这次灾难(我不想把它简单地称之为“疫情”)发生以来,真正让我“难眠”的有两次,一次是2月6日夜当我们得知“吹哨人”李文亮最终离去的消息。那不仅是悲痛的一刻,是注定会被我们的历史标记的一刻,在我看来,也是整个事件骤然发生重大“逆转”、或整个事件的本质为我们彻底暴露出来的一刻。当那位年轻的殉难者戴着大口罩、双目痛苦凝视的形像为我们在夜空升起,我知道从此我们又进入到一种什么命运中了。而昨晚十二点过,读了期待中的方方的最后一篇日记,我又难以入眠了。我的心情,不仅像我的同事杨联芬教授在微信朋友圈里所说的那样:“感谢方方,你的真率、质朴和勇敢,温暖我们度过寒冬”,我还必须向方方致敬。我们能不被这样的和血含泪,而又斩钉截铁般的声音所震动吗——

“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,那么,我想说:武汉人,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,你们还将背负耻辱。忘却的耻辱!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,我想那也绝不可能。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,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。”

多么了不起的六十篇日记!一页接一页、一篇接一篇,奋力“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”!这需要多大的力量、多么奋不顾身的勇气!

“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”——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俄苏伟大的悲剧女诗人阿赫玛托娃。它出自诗人后期的《北方的哀歌》的“第一哀歌:历史序曲”。在这首刺人心扉的“个人史诗”中,诗人把过去与现在、历史与个人记忆混合在一起,而到诗的后来,命运的力量也更可怕地显露了:

整个国家冻得发抖,那个鄂木斯克的囚犯

洞察一切,为这一切划着十字。

现在他搅动缠绕他的一切,

并且,像个精灵似

从原始的混乱中挣出。子夜的声音,

他的笔尖的沙沙声。一页又一页

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。

“囚犯”指陀思妥耶夫斯基,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活动被捕,定于在谢苗诺夫刑场处死,行刑前才改判成流放,押送至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。全诗的这一节力透纸背,堪称是大手笔,不是别的,是那子夜时分“笔尖的沙沙声”,一页页“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”!这是对俄罗斯命运较量的描绘,更是对俄罗斯文学中那种伟大力量的惊人揭示和赞颂!

我想,也正因为和这样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(“我的背后并非空空荡荡,而是有一架又一架大山”),方方不仅在遭受大肆围攻、甚至人身威胁的情形下坚持写了下来,而且愈写愈“猛”。她的这六十篇日记,几乎每一篇都是巨大的冒犯。它们不仅让很多人“不舒服”,也不仅令权贵们和那些还在发号施令的人“相目而变色”,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汗颜。(有了这样的东西存在,很多文人还要怎么混?还要怎么比“高深”?混得下去吗?)

“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”,记得前一段灾难发生后一些文人和诗人们还在这样闲扯。但是我却想起了布莱希特这样的诗句:“在这黑暗的年代,也会有歌唱吗?有,也会有歌唱,关于这黑暗的年代。”是的,“有,也会有歌唱”,这就是方方的这六十篇日记!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录,这是顶着暴力和谎言发出的声音。“想知道我为什么‘不倒’吗?让我来告诉你: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!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!他的名字叫常识。”

当然,不仅是常识。如果说是“常识”,那也是数代人付出了惨痛巨大的血和泪的代价在“文革”后所达成的“常识”。正是对这种“常识”的接受和维护在艰难地推动着我们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进步。相反,也正是对这种“常识”的抹煞、肆意诋毁和污名化,造成了当今社会巨大的撕裂和种种乱象。

而“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,改革必定失败,中国没有未来”(方方日记最后一篇)——在我看来,这不仅出自她一人的义愤,也是千千万万的人想要发出的声音了!这就是方方这六十篇日记的“背景”,也是她全部写作的“来路”。也正因为如此,这位身居灾难中心的女作家获得了广大的共鸣,也获得了自己声音的“权威性”。

的确,不是谁想当见证人就能当的,这只能出自历史最严格的选择。她的这六十篇日记,并非“完美”(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最可怕也最可笑的,就是那种所谓的“完美”了),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。但它们却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,也是那些死难者和无数还活着的人们的安慰。如果有人要继续挑刺、谩骂或放几支冷剑,那就随他们的便。

他们愈是这样,也就愈是让我们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篇《战士和苍蝇》。让他们去嗡嗡吧。方方也完全知道她在做什么,或会经受什么。她是斗士,是一个“豁出去”的人,但更是一位有着很多人所不能想象的胸襟、大爱和献身精神的人。在她最后一篇日记的最后,她用黑体引出了这三句话:

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;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;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

这真是一个“有如神助”的、再好不过的结尾!不过,它来得也并非意外。很可能,这就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刻,在她奋力写下那一篇篇日记的时候,心中响起的一个声音。没有这个声音,她会一直坚持到现在吗?很难设想。很快,人们就找到了这三句话的出处,它出自《圣经•提摩太后书》,为圣保禄的话。而这又让我想起了阿赫玛托娃。她那部用一生心血写下的长诗《没有英雄的叙事诗》,高度复杂而又隐曲,甚至连索尔尼仁琴看了多遍才真正看懂。阿赫玛托娃本人一再被建议写得“明白”一些,但她拒绝了。在这部伟大作品“代前言”的最后,她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这样说:

我既不会改变它,也不会去解释它。

“我要写的——我已经写了。”

而这也是有出处的(见约翰福音):本丢•彼拉多拒绝修改他写在钉死耶稣十字架上的“拿撒勒的耶稣,犹太人的王”,说出的正是这句话。(这里顺便说一下,有的中文译者对此什么也不了解,自然也不会想到加注,居然把它译为“写作——就是写作”。

一部伟大作品的庄严和神圣不可冒犯性,居然就这样给轻佻地消解掉了!)而方方的很多话,也达到了这种不可更改、掷地有声的程度。她不仅达到了她的坚定和无畏,也从我们的汉语中发出了不可冒犯的声音。或者说,她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也为我们的文学多少挽回了几分高贵和尊严。

人们常常有口无心地讲“文学是良心的事业”,什么是“良心的事业”?这就是。一场巨大的把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的重大灾难,不仅暴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,不仅“见出了人心”(各种各样的人心),也把文学的千古不灭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。我当然会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和超越性,尊崇文学的多样性,反对任何精神强制和“道德绑架”。

我也不可能降低文学的艺术标准。我同样很不喜欢那种“唯有方方是男儿”这类的煽情(我们应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和“发声”)。但是在这样巨大的苦难和考验面前,你的良知是否也受到一些些微的刺痛?或是否也感到了羞愧和文学自身的无力?多少年来,人们一直在呼唤“伟大的文学”。什么是“伟大的文学”?我不能现在就说方方的这六十篇日记是“伟大的文学”(我们也不能用惯有的文学模式来套这样的文字),但我想说:“伟大的文学”就是这样产生的!因此,我要做的,就是致敬。

——————2020,3,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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